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关系到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到如何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实现发展目标。

“一体化”一直受到地方行政壁垒的制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受到地方行政壁垒的制约。长三角是我国区域一体化起步最早、基础最好、程度最高的地区。经过近40年的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形成了决策、协调、执行“三层运行”的合作机制框架。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委员会也不断扩大和完善，为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现有的行政区划体制下，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深入和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要求，长三角各省市的行政壁垒越来越暴露出相互隔绝、竞争而非合作的问题。在长三角，长三角一体化的统一决策难以制定和执行，沟通成本越来越高，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域共同市场建设遭遇瓶颈，产业结构同质化竞争甚至愈演愈烈。只有将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才能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打破地方行政壁垒的藩篱。

在原有的行政区体制下，地方政府从地方利益出发，导致区域合作难以深化。地方利益最大化仍然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标，不同地方之间难以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区域合作无法深入开展。

地方行政壁垒阻碍资源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市场主体跨区域经营。尤其是投资、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往往受到特殊的竞争和限制。比如企业跨区域经营会涉及到行政审批的问题，跨区域审批并不容易。因此，地方行政壁垒是区域合作的障碍，是区域一体化的最大阻力，必须克服。

以权威的行政体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国家战略需要通过国家行政系统来体现。中国是政府主导的后发国家，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政府拥有很大的权力和能力来管理和直接操作经济。利用组织和制度资源推进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种现实选择。中外制定的国家战略，往往有相应的行政制度保障。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国家战略建立了以中央领导小组为最高机构的相应行政体系。西方国家往往在政府或议会中设立相关机构来实施国家战略。没有组织保障的国家战略往往难以有效实施。

宏观上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靠行政体制，微观机制靠市场化。区域一体化合作机制的建立，是指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指导下，依靠行政系统引导和推动区域内地方政府就区域整体利益达成共识。当然，以行政体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不是强调以政府的力量取代市场，而是试图通过推动区域内地方政府的联合行动，进行市场化的制度创新，为长江流域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提供一体化的市场制度平台

不要反对市场化和一体化。对于如何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强调行政系统的保障作用，并没有共识。在一些学者和地方，有完全依靠市场化的观点，他们试图将其作为区域一体化的理想模式引入。强调片面的市场化是长三角一体化的最大动力，认为长三角一体化应完全由市场或企业主导，市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应认可区域内龙头城市和核心城市的定位和作用。必须指出，这种观点不符合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论，也脱离实际。实际上仍然受到地方利益的影响和制约，客观上导致了市场化与一体化的对立，影响了国家战略行政体系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保障功能。一体化和市场化并不矛盾。从广义上讲，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是市场化的一种形式，但绝对的或过度的市场化是自由化或独断专行的借口，即反对统一规划、整体利益和必要的协调，也就是反对打破地方行政壁垒。要避免受片面意见影响，不重视、不能有效地发挥权威行政系统对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保障作用。

发挥国家战略管理体系的保障作用。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已经成立。这是长三角国家战略行政体系一体化发展的最高机构。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指导、组织、推动、协调和管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牵头制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和区域政策法规，推动长三角全面高质量发展。地方层面的“三层运作”政府合作机制需要调整，决策层可以并入中央层面的领导小组。长三角地方政府合作机制主要保留协调层面和执行层面。

领导小组办公室建议借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的做法，在上海设立部分办公室，并与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联系。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长三角区域规划委员会、长三角创新体系建设委员会、长三角联合港口管理委员会、太湖流域环境保护与治理委员会等具有专业或综合职能的半行政机构，负责推进全局性或重要专业领域的一体化发展。也可以在省发改委设立长三角一体化职能办公室，与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接。

调整完善长三角区域经济协调会组织机构。今后，长三角区域经济协调会的组织工作主要是协调如何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作出的决策和部署，向领导小组提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相关建议，协调制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

建立和完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基金和行业协会组织。当前可以重点推进长三角港口一体化，推进长三角港口群分工合作，加快长三角组合港和大湾区建设。在重大突破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