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亲切地称呼农民为“老乡”。 珍惜故乡，而不是小康。 新中国成立后，让广大农民过上幸福的日子，是几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在首都北京，从为进城农民开设“服务站”，到鼓励农民进城“二三产”，帮助农民在家门口吃“生态食品”，农民们的工资收入不断增加，生活越来越富裕

为“农民进城”开设服务处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民进城主要是为了销售农产品和购买生活用品。 为了方便农民进城住宿，195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四个鸟笼交通便利的地方建立了农民服务处(原称农民饭店)。

据本报1953年8月12日版《本市六处农民服务所全部落成》报道，1952年9月先后开工的朝阳门外关厢饶孤堂与弥勒院、德胜门外关厢大市口北上坡、广安门外关厢铁路西段和广安门内乐培园、永定门外关厢小火车站等6处农民服务站为1953 6处农民服务站共可容纳3000多人、170辆大车和300头牲畜。

为了适应农民的习惯和需求，农务处的大部分房间都安装了炕，屋梁上还安装了客人放行李的架子。 这里还有食堂、大车厢、牲口槽、牲口饮水设备，自来水、电灯等设备也很齐全。

农民服务处开业营业，深受京郊农民欢迎。 以永定门外农民服务处为例，它建在当时北京最大的干果市场——永定门外干果市场对面。 永定门是北京市城乡物资交流的渠道之一，一年四季京南附近各地农民将农副产品经永定门运到北京销售。 特别是夏秋瓜收季，大兴、怀来、昌平等县和京西矿区等地农民纷纷运来西瓜、桃子、杏仁等进行销售，每天来往的农民一般在2000人以上。 过去，永定门外只有5家旅馆，只能容纳100多人。 很多找不到住宿的农民都挤在瓜果行里住，或者做榻榻米睡在干果市场的空地上。 永定门外农民服务处开业后，每天去住宿的农民络绎不绝，短短五天就有3500多人。 怀来县沙营的侯义斌笑着说。 “我们住的这个房间多好啊。 又干净又明亮，住在这里真舒服！ ”

农民服务站的启用，基本上消除了以前农民进城后“露宿街头”的现象。 到了20世纪60年代，农民服务处的服务更加周到全面。 以德胜门外农民服务处为例，这里的服务人员代客人照看孩子，给客人缝衣服。 农民服务处的业务也在扩大，农民在这里不仅能买到日用品，还能买到需要的工业品，很方便。

( 1963年4月26日《北京日报》版本2，《旅客夸奖德外农民服务所》 )

1956年，进城农民在农务处吃完饭住下，准备外出。 李祖慧摄

1965年，郊外社队的员工把刚摘下来的西红柿等蔬菜运到了镇上的市场。 冯文冈进城搞“二三产”大显身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鼓励农民非农经济。 与这次京郊农民进城不同，他们为北京二、三产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仿佛来到街道的国华商场对面，建有19层的高层住宅。 这是密云县穆家峪建筑队承包的工程。 玉渊潭公园附近，总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雕梁画楼紫玉酒店由房山县东营乡韩村河大队建筑队承建。 东方化工厂外宾招待所、通县人民医院……上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责任制的实行，大量从农田解放出来的劳动力陆续加入建筑业，成为首都建设的重要力量。

一开始，他们只能修房子，盖平房。 在实践中的锻炼之外，还聘请了各种人才，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施工能力、技术水平和社会信誉提高。 以韩村河建筑队为例，到20世纪90年代初，已成长为具有国家级资质的北京韩建集团。

脑筋迟钝的京郊农民也进城开了旅馆。 前门东大街的花竹餐厅，是京郊农民开办的。 正宗的川香、优质的服务，“花竹”迎来了众多海内外客商，甚至国际知名人士。 日本首相访华时，所有随行人员都曾“一个人包”过餐厅。 来自联邦德国的客人在这里吃饭后，听说餐厅是京郊农民开的，我很惊讶。 “没想到中国农民的水平这么高！ ”

( 1984年12月7日《北京日报》版，《访京郊农民办的花竹餐厅》版) (据有关部门估算，改革开放10年来，北京郊区约有30万农民进城，从事建筑、纺织、市政、煤炭、环卫等行业干事开设酒店

20世纪90年代，顺义县农民抓住城镇工业“优二兴三”改造的机遇，纷纷进城大显身手，在四环路内建立商业网点754个。 北京服装行业骄子——顺美服装公司在燕莎友谊商城、西单购物中心、东大桥等开设9家店中店和专卖店； 北小营乡前鲁村鸭场兴办的西罗园全聚德烤鸭店，每年卖鸭近2万只。 后沙峪郁都捞鸡厂合作企业黎昌海鲜酒家因价廉物美深受市民欢迎。

( 1995年7月18日《北京日报》版本，《顺义在四环路内开754家商店》 )京郊农民进城从事二三产业，开辟了致富新路。 韩村河成为京郊首富，全村791户人家搬进了别墅式两层小洋楼和公寓式住宅大楼。 密云山区番字牌乡800多个进城经商的“山里人”在县里买楼，过上了“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城市生活。

20世纪90年代，富裕的韩村河修建了电影院，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 胡敦志摄，农民移民梦“上班族”

“放下锄头进厂”是很多农家孩子的梦想。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北京产业的大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京郊农民圆梦。

2007年，每天早上7点到7点半，顺义区仁和镇陶家坟村，早起上班的村民穿着工作服，从四面八方聚集在村中心大街上，形成灰、白、蓝、黄等各种颜色的洪流。 人人工作服上都印有“现代汽车”、“燕京啤酒”、“三立灯”、“顺美服装”的醒目企业标志。

1991年，以万米无级布好成绩的京棉一厂农民合同工刘淑霞获得“首都劳动奖章”。 胡敦志摄这个顺义卫星城边上的小村子，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从事大田劳动了。 全村300多名劳动力，有的在村里企业工作，有的在毗邻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大部分都是月薪1500元到4000元的“蓝领工人”。

坐在宽敞的车间里，25岁的王丽一边喝着热咖啡，一边对着电脑输入信息……延庆县失地待业农民的她，在延庆县和西城区城乡就业“牵手”活动中，被推荐到西城区金融街的中外运久凌储运有限公司2007年，本市通过城乡就业“牵手”行动，引导近2万北京郊区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

( 2008年6月8日《北京日报》版，《京郊农民进城工作有了新途径》版) 2011年，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城乡统筹发展，许多京郊农民搬到二楼，由原来的农村搬到社区居住。 工作是转移农民的最大需求。 大兴区19个镇、街道都成立了就业服务组织，还为转移村劳动力免费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岗前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努力为有就业愿望的转移农民找工作。

“资生堂丽源化妆品有限责任公司，位于亦庄。 ”来自大兴区榆垡镇的23岁的张双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我们移民农民现在能去大公司工作，不高兴吗？” 在张双的村子里，很多农民开始上班、赚钱、上保险。 张双的伙伴们，有的在奔驰工作，有的在可口可乐工作，是有名的企业。 截至2012年，大兴区6.4万名待业转移农民中，已有4.8万人上班扎扎实实挣了工资。

( 2012年2月27日《北京日报》版，《大兴近5万搬迁农民上班挣工资》 ) 2014年，京郊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2万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占64.6%，居全国首位。

绿水青山助力“家门口”就业

2015年底，北京市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在平原地区新增林地105万亩。 与过去常见的柳树“单子林”不同，这几年市里种的大多是景观生态林，后续管理很重要。 这正好给当地农民，特别是平原造林流转土地的失地农民创造了大量就业“绿岗”。

大兴北章客村、村偏小。 早上8点，49岁的村民高建文扛着耙子，走了5分钟，到了自己的单位。 是2012年春天种的树丛森林。 “植树、管理、公司发工资，还五个险。 “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离开村子当工人，没有工资，没有医疗，没有晚年。”老高高兴地说。 在庞各庄镇，绿岗就业让老高似的千名“4050”老农民就地劳动。 这些村民保护人员特别关心这棵油松、银杏、杨树，树木成活率全区第一。

2012年，村民高建文在自己负责的树林里工作。 朱洪富摄2014年4月，延庆县3.8万亩平原地区森林资源开始实行管理员招生，1000多个单位面向延庆、永宁、井庄、八达岭、康庄、大榆树、张山营、沈家营等有8块林地的乡镇农民招生。 刘爱军被聘为管理员，2013年开春，家里的10亩地全部用于平原植树造林，这次当管理员，合同签订就五年了，他很满意。

( 2014年6月19日《北京日报》版，《延庆千余农民当护林员》 )整个京郊，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家门口进入了绿色就业岗位。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初，全市已有20多万农民获得绿色生态“饭碗”。 管理林、森林保护已成为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

2018年，北京启动了新的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 护绿山、改善生态环境、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林下生态循环农业发展道路，吸引了更多京郊农民从城市返乡，发展了生态农场、精品民宿，吃上了“生态饭”。 在奔驰汽车厂工作的刘学玖，决定带着媳妇回到父母开的“清水河畔”民宿，开始一家人的新生活。

【2020年8月18日《北京日报》 7版，《清水河畔朱家湾吃上“生态饭”》】如今的京郊农民，在家门口上班，守护身边的青山，幸福地走在将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康庄大道上。

2020年端午节小长假，23岁的年轻人陈诚从镇上回到自家村子上班，成为创艺乡居民的管家。 王海欣摄资料来源：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黄玉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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