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

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1720—1910年间的银行、国家与家庭(日新文库) )。

王路曼着

ISBN:978-7-100-21334-9

【内容简介】晋商与票号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的传说。 他们掌握着清朝金融的命脉，但在历史的巨大变化中突然去世。 门票号码是什么原因，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在中国近代艰难的现代化转型中，传统票号必然会被现代银行取代吗？ 本书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研究清代山西票号的英文著作，超越了西方学界长期以来对“封闭的内陆”“帝政中国没有内在性资本主义”“传统金融机构不可避免地会被现代银行取代”的刻板印象作者运用大量的一手资料，细致勾勒了山西票号的兴衰历史及其所掌握的内外制度环境，摒弃了单一的经济视角，考察了票号所具有的家庭、经济、文化复合性的多重面，为思考近代中国社会开辟了新思路。 【作者简介】王路曼，1983年生，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常任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系学士学位，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曾任美国麻省大学波士顿校区历史系助理教授。 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在中国英语期刊发表过大量论文、书评，2015年以来美国的lateimperialChina(《帝制晚期中国》 )和Twentieth-centuryChina ) 《二十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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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山以西，东联太行，西接吕梁。 山西省70%的地区属于黄土高原，平均海拔1000米。 具有现代意义的后见之明可能认为，这样的地形证明了山西的定义——离与外界隔绝的内陆很近。 但是，很多人容易被忽略。 山西中部有一条长700公里的黄河支流汾河(汾水)，最适合农业的土地流经它。 那里不仅诞生了省府太原，也诞生了票号的发源地。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从横贯欧亚大陆的角度探索山西的历史，就会发现山西并不是明清时期所谓的“内陆”，而是连接长城以内地区和蒙古高原、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心地带。 从地域上来说，“历史的山西”到20世纪初期，比今天的山西省大了四分之一。 具体来说，当时的山西省包括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十分之一，有名的归化(今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东部、包头都有数。

山西省作为内陆地区，地形上的缺陷在地理上得到补偿。 明清时期，山西位于天下之内。 这对锲而不舍追求财富繁荣的山西人来说，绝不是生态的限制，而是大自然的馈赠。 晋商在社会上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经营心态。 将其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晋商有着在几乎所有重要节点都能从国内和国际贸易中获益的悠久传统。 有明，晋北是中国的北部边疆。 因此，在元代之后，山西省处于对抗残存的蒙古部落的前沿阵地。 1370年，明朝开始推行《开中法》(以盐换粮政策)，允许有能力的区域贸易商人垄断以盐换取危重粮的业务。 晋商抓住欧亚大陆出现的政治经济好机会，利用山西得天独厚的战略位置，通过运粮换盐积累财富。 明代晚期，最成功的晋商子孙将财富转化为知识，进入士大夫阶层，攀登更高一级的社会阶梯。

明清之间的王朝转型，丝毫没有影响到年轻山西商人开拓进取、精打细算的韦伯式资本主义精神。 相反，山西是满洲统治者、蒙古人和俄罗斯人三者达成的欧亚新秩序的心腹之地，王朝更迭进一步巩固了地理位置优势。 两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帮助山西跃居欧亚贸易网络之首。 第一个历史事件是20世纪20年代清廷征讨准噶尔部叛乱。 在这个过程中，著名的晋商范毘鳟1678-1757 )为清军送粮前线，获得贸易特权并被授予荣誉官职。 第二个历史事件是《恰克图界约》在1727年签署的。 根据该条约，恰克图是中俄双方可以开展免税实物贸易的边界城市。 很快，山西商人投身于俄罗斯远东地区、中俄蒙古边境和中国南方三地的茶叶、皮革和牲畜贸易。 晋商得益于山西在欧亚跨境贸易中的中心地位，保持着他们的资本主义精神，积累了财富，建立了跨越亚洲内外的广阔商业网络。

但值得注意的是，自18世纪初以来，无论晋商如何踊跃参与欧亚间的实物贸易，只要18世纪至19世纪国际国内发展没有变化，票号及其银行帝国就不会出现。 这些变化包括全球贵金属货币的新趋势中国国内叛乱带来的动乱和内战以及帝国主义时期的世界贸易秩序。

从16世纪中期开始，来自日本和东南亚的白银持续流入中国，但亚洲邻国的货币政策缺乏稳定性，明代经济的不断货币化并没有解决白银短缺这一令人费解的问题。 直到18世纪后半叶，中国商人在区域贸易中使用白银才得以稳定下来。 原因是拉丁美洲已取代日本和东南亚成为更可靠、更标准化的大宗银币供应地。 商人而不是国家可以处置的足够数量白银的存在，是晋商建立的银行帝国能够扩张的最重要前提。 这不是偶然的。 ——是18世纪20年代山西商人投身欧亚贸易的，但最初的票号开设于19世纪初。 不会比那更早。 票号的兴起取决于两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两个因素分别是山西作为联系欧亚贸易的纽带所获得的地理优势18世纪中期以来白银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

如果说山西的地理位置、区域贸易、白银的全球流动为票号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国内发生的叛乱、清政府的非集中化财政体制以及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经济，就是票号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获得声誉的原因。 以白莲教起义( 1794—1804 )为标志，清王朝从十九世纪初进入衰退期。 从事区域贸易的中国商人很快就意识到了。 在大宗交易中，银锭是可靠的交易媒介，但由于陆路贸易经常被切断，远程运输银变得越来越危险，需要时间。 在此背景下，“日升昌”(意味着太阳升起、繁荣)机构从同名的印染业务和茶叶贸易中，创造性地推出了对远程贸易更安全、更高效的支付服务——票据。 这是票号的破天荒之举。

日升昌扁额

清政府也和商人一样，最终感受到了极度的社会不稳定带来的不良影响。 社会不稳定的原因是太平天国运动( 1851—1864 )。 太平天国对常规的“现银委解”形成了严重的干扰。 省政府官员为了按时向中央政府缴纳税收，很快转为使用票号的个人票据。 尽管中央政府担心私人汇兑业务会使国家财政体制更加集中化，但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军事支出，中央政府仍然默许按票号处理省府税收。 中央政府从未采取措施，将个人的、不需要实物银行的汇兑业务制度化，以取代“现银行委解”。 尽管如此，在清政府和太平军开战特别醉的那一年，票号还是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

票号在应对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发展位移方面，向世界展示了非凡的商业创新能力。 19世纪中叶以后，票号的作用是处理大清王朝税收的非正式民间金融机构，同时在内地与通商口岸之间的资本流动和商品交换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842年以后，通商口岸加入对外贸易巨流。 这带来了中国国内进出口市场的扩大。 票号提供的快速有效的信用票据，加剧了区域间的资本流动，推动了内陆城市和口岸城市之间全球商品的交易。 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从城市到内陆的单方面运动，而是在新的条约体系下，由两个相互联系的经济发展中心——，即内陆和沿海——共同推动的。

票号参与了资本和商品的全球流动。 因此，票号与通商口岸的汇丰银行等殖民地银行之间不仅仅是被后者剥削或碾压，而是共生关系。 与流行的看法完全相反，大多数殖民地银行都在通商口岸之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 这是因为该分公司分布的地区非常有限； 外国银行的经理们也很少乐意离开通商口岸。 结果，殖民地银行严重依赖票号所拥有的广泛金融网络，在中国内地完成进出口采购和交易。 以汇丰银行为例，截至1895年，汇丰银行仅在上海、福州、汉口、厦门、天津和北京六个地区设有分支机构或代理机构。 相比之下，从通商口岸到边疆重镇，30多个票号在40多个地方同时开展业务。 “中国内陆资本主义”最有力的表现是通过票号实现的。 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贸易秩序的大背景下，作为票号商人的银行家积极参与金融、贸易和生产。

1895年以后，清政府在省级税收的征收、运输、经营中，逐步用高度集中化的财政制度取代了以往松散分权的财政体系。 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当时，中央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旨在限制民间金融业者参与公共财政的现代金融改革。 此时，票号由清政府承担公共财政(准)的挑衅已有半个多世纪，人们不再乐意为清代现代国家建设签名担保。 于是，票号决定小规模运营。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兴盛一时的30多家票号中，只有4家仍然从事小规模的汇兑业务。

(本文为《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1720—1910年间的银行、国家与家庭》，王路曼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8月出版) ) ) ) ) ) )。